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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研究 ▏庭前会议制度的现状审视与路径完善
  发布时间:2020-08-24 17:03:48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作者围绕着实践问题写成本文,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制度概述,介绍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发展历程,为下文写作做好铺垫。

第二部分,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比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庭前程序,总结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提取出能为我国庭前会议制度所借鉴的部分。

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以T市C区法院近六年刑事案件为样本,分析出庭前会议在实践中的特点:一是案由多集中在经济犯罪及职务犯罪,启动方式多为法院单方启动 ;二是各方均参与会议,以承办法官一人主持为主 ;三是庭前会议内容涉及多方面问题。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实践参考。

第四部分,分析庭前会议在实践中的问题,包括:召开条件笼统、参与人与主持人范围不明确、证据开示的配套问题有待厘、会议的效力不明等问题。

第五部分,以《庭前会议规程》为基础,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措施,包括明确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参与人范围、证据开示的程序、及会议效力,为更好的发挥制度提出思路。


以下正文:

庭前会议是2012 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创设的程序机制,指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为案件审理及庭审的顺利进行准备性工作的程序,主要内容包括证据开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请求、争点整理、程序分流、调解与和解等。庭前会议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庭审实体发现功能的纯粹化,避免因程序性事项或证据突袭等干扰法庭的集中审理,导致庭审拖沓冗长,也有利于提高合议庭的专注度及保证审判质量。[1]庭前会议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性质上属于庭前准备程序,对促进司法公正,落实“以审判为中心”,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一、制度概述: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发展历程

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增加了庭前会议这一新制度,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适当扩大了其处理问题的范围,法官不仅可就回避、出庭人员名单等问题听取意见、了解情况,还可以就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等问题询问控辩双方,并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庭前会议被赋予了更多的制度功能。2016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庭前证据展示”纳入到庭前会议的内容之中;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公诉审查”作为庭前会议的内容之一。[2]2017 年6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三项规程”试点的通知》,其中《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以下简称《庭前会议规程》),对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及程序、处理事项的范围、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的形式、非法证据排除等具体问题做了详细规定,促进庭前会议制度朝着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改进。通过归纳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及文件中的相关规定,笔者总结出庭前会议具备六项功能,分别是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归纳争议焦点、控辩审三方沟通、程序分流及解决附带民事争议。

二、它山之石:庭前会议的域外考察

庭前会议程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称谓,德国称呼为中间程序,法国称呼为预审程序,美国称呼为庭前会议,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则统称为庭前整理程序。域外法院的庭前准备程序依据不同法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笔者在此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一)英美法系的庭前准备程序

美国的刑事庭前准备程序中,法庭可以根据诉讼一方或双方的申请决定是否召开庭前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以及与审判有关的程序性事项。既然“刑事诉讼中的庭前会议程序主要是基于审前动议而召开,而动议常常与被告人的权利相关”[3],“因而该程序通常被用来作为被告人权利保护和救济的途径。为此,美国的庭前会议还解决包括以下事项:为减少审判前新闻宣传的影响而是否改变审判地点;因存在一些先前与案件的关系而要求法官或检察官回避的申请;申请法院推迟诉讼程序;要求对被告人进行精神检查以获得与被告人资格能力或精神病状况有关的信息资料的动议,等等” [4]。而英国的诉讼程序中,发挥相似作用的则是答辩和指导性听审程序及预先听审程序。答辩和指导性听审程序,是指为使法庭能够充分了解诉讼情况,做好审前准备,而要求控辩双方在开庭前为庭审进行必要准备的一种程序。预先听审程序是在陪审团宣誓前,法庭根据诉讼参与双方的申请或自行决定而启动的,由庭审法官主持,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预先解决案件中存在争议性法律问题的一种程序。该程序依据英国《刑事诉讼与调查法》设立,控方将指控罪名和犯罪事实的案情陈述交给辩方,辩方可以提供反驳的书面陈述。

(二)大陆法系的庭前准备程序

德国的庭前程序中,除了辅助审判顺利进行的事务性工作外,还有一项与正式庭审相区别的中间程序。该项中间程序是“由一独立的法官或法官们组成的委员会,以不公开的审理方式,决定对案件再行侦查的合法性及必要性,并且尽量避免使得当事人受到不平等的审判程序”[5]。所以,“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并非立即命令开庭审判,而是启动一个决定是否开庭的程序,以避免不必要的开庭审理”[6]。法国的重罪法院审判重罪案件必须经过该预审程序后再开始各项庭前准备工作,当法官发现预审程序中存在漏洞 ,或者在预审程序结束以后又发现了新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实施相应的补充侦查行为。

对比两大法系的庭前准备程序,可以看出由于法律传统不同,不同区域的法律对于该程序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共性是均认为庭前会议并非开庭审理必要前置程序,其作用是确定回避人员、出庭证人名单,排除非法证据,明确庭审重点。同时,也存在着以下差别:一是运行模式不同。由于奉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国家要求控辩审三方主体均参与其中,一般采用言词庭审的方式开展庭前准备程序。而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参与主体主要是法官,控辩双方不是必须参与,更多的法官是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该程序。二是制度功能不同。英美法系的庭前准备程序除了共性的简化庭审程序作用外 ,还具有一定的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功能。而大陆法系的庭前准备程序,更主要突出的是对证据审查职能,看是否有必要启动补充侦查程序。 

三、实证分析:以T市C区法院近六年刑事案件为样本

笔者通过文书搜索及向承办法官征集两种方式,搜集2012年以来T市C区法院刑事案件庭前会议样本共计48件。总体看来,相较于该院六年来结案近4000件的总量来看,庭前会议数量占全部结案数量很小,呈现此种态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庭前会议并非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主要适用于案件重大复杂或是证据材料多、社会影响大等较为复杂的案件中。基层法院审理的危险驾驶、盗窃、故意伤害等大多数一审刑事案件,往往案情清晰,证据材料少,通过正常的庭审既可以达到查明事实的目的,不需要召开庭前会议。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之后,由于区域内爆发了一系列非法集资等疑难复杂案件,该院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其次,司法实践中审前程序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辩审沟通、控审沟通、联席会议等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庭前会议的作用,且相较于有严格程序规定的庭前会议制度,组织更加便捷,沟通更加方便,更容易得到刑事法官的青睐。为更深入剖析现有样本案件,笔者分几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案由多集中在经济犯罪及职务犯罪,启动方式多为法院单方启动 

从样本看,启动庭前会议的情况多集中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案件及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中,在样本中的数量分别为15件及11件,占样本整体的31.2%和22.9%,合同诈骗罪5件、贩卖毒品罪、故意伤害罪均为3件,盗窃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聚众斗殴罪各2件,其它犯罪5件。非法集资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所涉及的证据往往较多,案情较为复杂,该类案件中启动庭前会议,可以帮助法官梳理清晰争议焦点,从而保证庭审质量和效率。在庭前会议发起方式上,审判实践中庭前会议的几乎全部为法院单方依职权提起,大多为承办法官阅卷后,考虑到庭审中提高质证效率的需要,主动发起。

(二)各方均参与会议,以承办法官一人主持为主

样本显示,庭前会议的主持人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承办法官一人主持,合议庭审判长一人主持,合议庭全员参与,三种情况分别有40件,2件,6件,承办人一人主持的占比最高,占样本的83%。除审判人员外,庭前会议中参与最多的是公诉人、辩护人及被告人,因为只有控辩双方参与庭前会议并充分表达意见,才能达到帮助法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目的。此外参与的主体还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辅助人)等。

(三)庭前会议内容涉及多方面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管辖、回避、申请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等程序性问题均是庭前会议的讨论范围,从样本案件的相关笔录来看,庭前会议中审判人员询问的问题基本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涉及有关管辖问题及回避问题的,分别出现1件及2件,占比均较低;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新的证人到庭基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的案件,分别占整体样本的22.2%和7.4%;所有案件中,审判人员均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询问公诉机关及辩护人(被告人)对卷宗内证据的相关意见;在样本中出现较多的情形还有确定证据的出示顺序、方法及庭审方案。另外笔者在调研中观察到,样本案件中有44件都对涉及犯罪事实部分的问题进行了询问,占比高达91.6%,且这些案件中对事实部分的询问占据了庭前会议笔录的大部分篇幅,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涉及实体问题的比例很高,但在这一环节对实体问题做出的表述效力如何却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处理非法证据排除要求的有2件,且均在庭前会议中就进行了相应处理,1件在双方均对该问题说明情况后被当庭驳回,1件在公诉方提出对相关情况予以说明后自动撤回。非法证据排除属于庭审中耗费大量时间的环节,极易造成庭审的拖延,庭前会议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处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部分内容对庭审效率的影响,促进庭审进城能够聚焦案件重点。

四、瓶颈探析 :庭前会议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庭前会议规程》第9 条、第18 条、第19 条就可以纳入庭前会议的事项已经规定得较为完善,且符合当前的司法实际。进一步分析样本案件,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笼统

作为庭前会议乃至后续正式庭审等一切程序的起始,庭前会议的启动在整个庭前准备活动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开庭审理前,为便利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而进行的预备性非审判程序,庭前会议的启动主体、启动时间以及启动条件或范围都有其特殊之处。[7]然而,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仍旧比较笼统、原则,司法实践中成形的经验也较为匮乏,在《庭前会议规程》出台前,难以满足指导司法实践的需要。

(二)庭前会议的参与人、主持人范围不明确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的程度低。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了被告人可以参加庭前会议,阅览控方证据并发表意见。但司法实务中的情况却并不乐观,从样本案件分析,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的比例仅仅为50%左右,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的比例不高,被告人不能出席,其诉讼权利的保障力度便无法保证。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被告人多处于羁押状态。考虑到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基本都是疑难复杂案件,较一般案件相比,被告人社会危害性更大,由此带来的较高的看管成本使得很多法院对保障被告人参会的积极性不高;其二,部分审判人员认为辩护律师享有独立辩护权,可以代替被告人参与相关事务,发挥相应作用,不需要再行要求被告人到庭。2.主持人不固定,法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根据法律规定,审判人员是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在庭前会议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同做法,特别是关于法官助理能否主持庭前会议曾在司法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不少改革试点法院在也发现该问题比较突出。例如,对于法官助理主持庭前会议,部分法官助理对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归纳不准确,应对突发状况缺乏经验,不能很好的完成后任务,因而有的法院建议应当强制规定由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审判长主持更为适合。

(三)证据开示的配套问题有待厘清

证据开示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受现有司法体制的影响,公诉方追求的不仅仅是应然层面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更关注的是实然层面、其起诉意见是否被法院接受,因此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其有足够的动力隐藏部分证据不在庭前出示。其次,法律及司法解释针对证据开示制度仅建构了粗线条的框架,部分问题进行了列举和解释,很多具体性的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控辩双方的开示义务失衡。《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规定,检察院应将案卷材料和全部证据移交法院,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其他证据材料,《刑诉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阅卷,据此,公诉方负有全面的证据开示责任。与之对应的是,《刑诉法》第40条、41条赋予辩护人积极调查的权利,却并未规定辩护人应将收集的有关证据及时告知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单纯从法条上看,双方负有的开示义务是不对等的。检方隐藏部分证据,依据《人民检察院实施(刑事诉讼法)规则》的规定,需要给予被告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倘若辩护人进行证据突袭,法律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法律义务规定的上述特点,会影响双方在会议上开示证据的积极性。

2.证据开示与示证质证的界限模糊。证据开示与庭审质证从形式上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性质定位上看,二者不尽相同。证据开示的目的在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控辩双方仅就证据名称、来源和拟证明事项做简要说明即可;而庭审质证,除了需要证明获取证据的手段是否合法,更要说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关性,是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总体评价。证据开示与质证的根本区别在于双方对证据的了解程度以及证据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力认定上。

《布莱克法律词典》把证据开示解释为“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而强制披露与争议事项有关的信息”,《刑诉法》第189条将质证规定为证人作证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过程。鉴于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理念,应当基本不涉及实体问题,所以证据开示中不应进行实质的调查和辩论程序。在调研中发觉,有些地区将示证质证环节放在庭前会议中进行,缺乏明确的标准能够区分交流意见与质证程序。

3.部分证据的开示方式不清。以证人证言为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大部分是以由公诉人宣读书面证言的形式出示,但我国法律暂无关于书面证人证言开示方式的具体规定。一般而言,书面证人证言包括两部分:一是证人的姓名、居住地、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二是证人对于其了解的犯罪事实所做的证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需要开示证人的个人信息,实践中,控辩双方都对开示个人信息心存疑虑,他们担心对方会私下联系证人,对其询问质问,指使其改变证言。但如果承认对证人证言的开示程度存在保留,又涉嫌违背 “全面开示”的原则。

(四)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

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困扰,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刑诉法》第182 条和司法解释第 184 条都要求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解释还规定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对于庭前会议对后续审判活动的约束力等问题,却没有明确规定,出于防止庭前会议架空审判程序、侵害被告人权益的目的,立法时没有赋予庭前会议解决实质性问题的权力。但其作为审判准备阶段中的一个环节,若对以后的诉讼程序完全缺乏拘束,对于控辩双方来说参加会议只是走形式,演变为纯粹的“亮底牌”活动,打击控辩审三方参加庭前会议的积极性。

五、路径探析 :基于《庭前会议规程》的解决建议

(一)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

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包括启动主体、时间、适用情形等多个方面,每一项都与后续的诉讼程序密切相关,并直接关系到控辩双方的利益,应当具体规定。《庭前会议规程》第1条就庭前会议的召开条件做出了规定,明确了法官依职权、依控辩双方申请和应当召开三种情形,是对司法实践的总结,比较全面的覆盖了审判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中,第1条第1 款又列举了依职权召开的4 种情形,包括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从法条的内容表述来看,该款内容是一个提示性的注意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上述四类情形属于“可以”召开,但召开的情形并不局限于该四类情形,只要承办法官或者合议庭认为的确有必要,就可以召开庭前会议。例如,公诉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就起诉罪名争议较大的案件,有些被告人因为缺少刑事法律知识,对辩护人不符合案件实际的辩护意见偏听偏信,法官依据庭审的需要,可以考虑召开庭前会议,由公诉人在庭前会议中对罪名的理解和适用作适当的释明解释,促进被告人认罪认罚,以节约司法资源 。

(二)庭前会议的参与人范围

1. 会议主持人相关问题

庭前会议程序由谁主持的问题,应当根据设置该项程序的目的来解决。而既然程序目的是使法官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事先了解案件情况,从而合理安排庭审流程,提高审判效率,这就意味着不能随意割断法官与庭前会议和正式庭审的联系。[8]有学者认为:“为了避免合议庭法官提前介入案件而导致先入为主,应当将庭前会议程序的主持人与合议庭相分离。”[9]也有学者认为“分设预审和庭审法官的做法,加重了法院的审判负担。”[10]

《庭前会议规程》第3条规定,庭前会议由承办法官主持,其他合议庭成员也可以主持或者参加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承办法官可以指导法官助理主持庭前会议。在庭前会议主持人这一问题上,大部分法院的方式是由承办法官主持,小部分案件由法官助理主持,有些疑难复杂的个案还存在由审判长主持庭前会议的情形。庭前会议属于准备性程序,主要解决庭审中的程序性问题,并不会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产生实质影响。另外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庭审法官主持庭前准备程序的情形。例如在德国,主持法庭审判的庭审法官可以由主持庭前准备程序的法官来担任。另外在英国,预先听审程序也由主持审判的法官主持。[11]因而,从庭前会议的功能和价值目标上看,实践中广泛采用的由承办法官来主持会议的做法是符合立法及司法实践要求的。当然,法官助理参与庭前会议也具有可操作性,由法官助理主持庭前会议可以发挥其辅助办案的职能,减轻法官工作压力,也可以促使庭前程序与庭审程序在时间空间上、主持主体上适度区分。至于对法官助理能力的担心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从实践看,部分业务素质高的法官助理主持会议效果良好,而且有员额法官的指导,也能保证会议的质量。笔者认为,在会议的主持人选择上,可以确立承办法官主持为主,其他合议庭成员、法官助理主持为辅的制度。

2. 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比例过低的问题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法条,因而“允许并鼓励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就具备了立法基础。被告人到庭参加会议,既是对其诉讼权利的保障,也能提高会议效果,但由于安全保障等客观原因,无法保证所有的被告人都能参加庭前会议也是人民法院必须面对的现实困难。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渐进式的方式、有限保障重点案件的被告人参会,来逐步推进该项工作。一是根据案件类型划分,明确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的具体情形。依据《庭前会议规程》的要求,结合案件审理的需要,应主要保障以下几类案件中的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包括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被告人,接受法律援助的被告人,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社会影响重大案件的被告人,取保候审案件的被告人。上述案件中的被告人,或是因为案件审理的现实需要,或是因为文化素质高,能够充分表达诉求和观点,或是因为到庭参会的羁押成本低,应在实践中优先保障。二是灵活掌握会议召开的地点及形式。鉴于法律及《庭前会议规程》均并未明确要求庭前会议必须在法院召开,为克服被告人众多案件中押解困难等问题,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情灵活掌握庭前会议的召开地点和举办方式 。三是充分发挥辩护人职能,促进被告人权益保障。对于被告人未参加庭前会议的案件,审判人员要注意与其辩护人沟通,要求辩护人在会议前充分征求被告人意见,会后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被告人,正式庭审时当庭向被告人进行确认,以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

 (三)证据开示

应做到以下几点:1. 辩护律师应当在庭前会议中展示所有收集到的证据。辩方将收集的全部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且不会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以及合法权益。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职权主义成分,而且职权主义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12]法官要求辩护人与庭前会议出示证据,可以避免部分辩护人心存侥幸的拖延策略,促进诉讼效率提高。2.证据开示的程度要适中。部分辩护律师出于担心公诉机关干预本方证人作证的忧虑,不愿意在庭前会议中展示证据,从司法现实来看,这样的担心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在庭前会议的证据开示过程中,区分庭前会议的证据争点梳理程序和正式庭审时法庭证据调查程序,双方均不应宣读证据的主要内容,展示证据时只需说明有争议证据的名称和双方主要争议,保证所有与实体有关的质证问题均在正式庭审中进行,避免庭前会议功能“泛庭审化”。最高院近日审结的顾雏军案,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案例。通过庭前会议对相关事实及主要证据争点进行全面梳理,明确由争议的证据,法庭调查时只针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再质证,从而为庭审奠定基础。

同时,应禁止控辩双方在会议后单独接触对方申请出庭的证人,避免因证据开示导致的附加性问题。3.辩护人应于会议前保证被告人了解指控的事实及证据。被告人若是对指控自己的证据材料都不了解,自我辩解便无从谈起,让被告人提前了解证据,是保障被告人行驶辩护权的必然之举,也有利于提高庭审质量。

(四)庭前会议效力

从法理上讲,作为一项专门制度,庭前会议应当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也无法实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庭前会议规程》第24 条规定,“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又在庭审中提出异议的,除有正当理由外,法庭一般不再对有关事项进行处理”。本条赋予了庭前会议相应的约束力,也符合其解决程序性问题的设计初衷。

从庭前会议的内容方面分析,控辩双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在庭前会议上提出各自程序性请求,如管辖权异议、回避申请、延期审理等。如果控辩双方未在庭前会议上提出相应的程序性请求,除非有正当理由,正式庭审时则不应再被允许提出。比如,当事人申请法官回避的,应在庭前会议中提出;否则,在庭审时则不予支持,除非其能够证明回避事由是庭前会议结束后才发现的。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达成的并记录在笔录中的共识,对控辩审三方具有约束力,无正当理由庭前会议中作出的决定不得更改。同样是顾案中,在庭前会议就已经明确,有关回避等程序性事项应在庭前会议中提出,否则便视为无异议。原审被告人在庭前会议中没有提出,却在庭审中提出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虽然审判中当庭询问其理由,保障其诉讼权利,但仍然驳回了回避申请,保证庭审顺利进行。对于没有被告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可以向被告人送达会议记录,并在其辩护人帮助下了解会议内容,并进行书面认可。被告人对书面记录的认可即对庭前会议中各方达成合意的认可,在庭审中,除非特殊情况,被告人不得对庭前会议的效力提出异议。需要注意的是,程序性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又反悔的,一般不再处理,但如果涉及实体性问题,比如附带民事争议的解决,则只能在正式庭审中解决,因为庭前会议报告并不具备实体约束力。


结语

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在进入深入推进的阶段,但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必须对各项具体制度进行清晰的制度设计,否则极易在实践中产生异化,对改革产生影响。庭前会议制度作为制度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看似细微,实则关系重大,需要在全局的通盘考虑下稳步推进。本文结合实践现状,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希望对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相关注释

[1]施鹏鹏、陈真楠:《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之检讨》,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 年第1 期。

[2]熊秋红:《刑事审判模式下的庭前会议功能定位》,载人民法院报2017 年6 月14日第002 版。

[3]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4]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5]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6]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7]汤景桢:《刑事庭前程序研究》复旦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8]赵学军、明叶青:《实证分析视角下的刑事庭前会议程序规制》,载《天津法学》2017 年第2 期第19页。

[9]王家庚:《庭前会议制度在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载.江苏经济报2013年2月6日。

[10]龙宗智:《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研究》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68页。

[11]张军:《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12]施鹏鹏:《为职权主义辩护》,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2 期。


作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史凡凡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周杨



 
责任编辑:天津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