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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研究 ▏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理性思辨与分层救济
  发布时间:2021-03-16 16:36:40 打印 字号: | |

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理性思辨与分层救济


该文获全国法院第三十二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论文提要:

执行依据本应具备明确具体、没有歧义和便于执行等特点,但实践中不少执行依据因主文不明确而无法执行。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包括主文主观范围不明、客观范围不明及条件成就与否不明确,其背后存在执行启动要件审查模式选择、解释模式选择、解释方式选择三个理论分歧,厘清这三个争议问题是构建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应对机制之理论基础。

通过梳理“主文明确性未被落实”、“主文不明确的救济方案繁芜粗放”两方面困境,对所涉理论分歧进行观点梳理和辨析,可以发现采纳分层救济模式解决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问题契合现行法律之精神、符合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之价值,具体路径为立案阶段审查、执行部门解释、原审判部门补充判决和诉讼程序启动等方式的分层衔接、高效配合,为解决主文不明问题提供合理高效的救济途径。


以下正文:

“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兑现,在这条攻坚路上,健全源头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其首要要求便是强化执行依据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建立执行依据不明确的处理机制。

执行依据,又称“执行名义”,即有权机关依法作出的、承载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人可以据以请求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1]理论上讲,进入执行程序的生效法律文书同时具有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等法律效力,但实务中不少生效判决主文不明确,执行力存在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63条对执行依据的确定性作出要求,但并未明确该问题的应对机制,这也导致目前各地法院的应对方式复杂不一,难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亟需构建一种逻辑清晰、体系顺畅、操作方便的应对机制,以弥补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现状下的立法遗缺。

一、 逻辑起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现实困境

通过立法梳理和司法采样分析,笔者概括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主要包含两方面现实困境,一是执行依据主文的明确性未被落实,二是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救济程序有失妥当。具体阐述如下:

(一)执行依据主文明确性的应然和实然状态迥异

笔者梳理了相关立法规定,并对司法现状进行类型化归纳。通过应然和实然状态的对比,一来可对立法规定和司法现状的迥异性进行直观说明,二来通过对比和实例列举方式使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概念更加明晰。

1.执行依据主文明确性的应然状态

我国现行规定中对执行依据“明确性”的要求主要存在于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根据立法规定,执行依据主文明确性的应然状态包括三部分,即权利义务主体明确、给付内容明确、所附条件实现或所附期限届至。[2]

其中权利义务主体明确首先应具备三个标准——现实存在、合法和准确。[3]执行依据的“明确性”要求中“权利义务主体明确”不应单指相关主体确定、具体,而是应从广义上解释,使其包含客观存在和合法性这两个前提,这样方能扩大对执行依据“明确性”的要求外延,使得其在进入到执行程序时避免出现客观执行不能的情形,规避执行难问题出现,以便从源头减少某些难以执行案件的出现。


表一: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立法规定梳理

2.执行依据主文明确性的实然状态

由于在执行依据明确与否的问题上,所涉裁判文书几乎无法避开《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63条的规定,故而笔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三条”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相关执行案件,发现2016年有474件,2017年有561件,2018年有1311件,2019年有1618件,案件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4]笔者随机选取其中200件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5]与应然状态对应,实务中的不明确情形可归纳为主观范围不明、客观范围不明和条件成就与否[6]不明三种情形。此外,因文字的多义、模糊、滞后导致的对执行依据理解不同,此种情形也属于不明确待解释的范围。

对于主文不明确排除情形,邱星美教授认为,应将 “判决后发生情势变更”、“客观的诉的预备合并”、“无法证明标的物客观存在”、“结合裁判理由部分可明确主文内容”、“执行力扩张”五种情形排除。[7]笔者赞同以上观点,但认为将“结合裁判理由部分可以清楚判断主文内容”的情形加以排除值得商榷。根据最高院观点,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本身并不构成判项的内容,不能作为强制执行依据,[8]即使根据判决书理由部分能够认定主文内容,也不能排除主文本身不明的嫌疑,只是理由部分的补充可以视为执行部门解决主文不明的一种方式。

3.小结

执行依据的核心效力在于其执行力,只有终局且确定的法律文书才具有执行力,为此,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对主文明确作出了要求,但上述规定依然较为粗疏,这也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诸多不明确情形的原因之一。这种理想和现实的激荡迫使司法解释逐渐增加对明确性的具体规定,司法实务中也相应地提出不同的应对途径,然而,伴随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二)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现行救济方案欠妥

1.现行救济方案分为立法救济方案和司法续造方案

关于立法救济方案,由表一可见,我国法律规范规定的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应对路径为“未受理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裁定驳回申请或书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


关于司法续造方案,以200份样本案例为分析对象,笔者发现,面对实务中日渐复杂的执行依据不明确的情形,出于追求程序正当或权利保障的目的,司法裁判中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问题逐渐发展出三种应对方案:一是先由执行机构作出解释,若仍无法明确,则由原裁判机构作出补正或解释说明;[9]二是裁定终结执行程序;[10]三是告知另行起诉。[11]

2.现行救济方案的统一性和合理性值得商榷

首先,不予受理、驳回执行申请和终结执行程序只是法律赋予法院的处理方式,而当事人的救济方式却只字未提。这无疑成为了权利人维权路上最关键的一道障碍。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会破坏法律适用的稳定性,损害司法权威,因此这些举措实施时应当谨慎。[12]

其次,对于执行部门解释和原审判部门解释的处理方式,笔者认为思路和方向是正确的,但实务中对这两种方式并未形成一条成熟的运作路径,比如两种解释模式的程序如何运作?解释界限是什么?当事人不认可解释结果的后续程序怎么走?这些问题的答案均不够清晰。

最后,对于另行起诉的救济方式,笔者认为,对所有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问题采取另行起诉的方式可能构成重复诉讼,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可以将另行起诉方式作为一种兜底性质的方案,视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不同情形予以采纳。

二、 理论分歧: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争议问题的理性思辨

应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问题的前提是廓清其现实困境背后的理论争点,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应对路径才能更具合理性和正当性。结合现实做法和学界争点,笔者以执行立案受理为时间节点,总结出主文不明确问题的主要理论争议。

(一)审查模式争议:执行启动要件审查模式选择

生效裁判文书作为执行依据进入执行程序,是否需经相关部门审查后方能确定。由此产生对执行启动要件审查模式的争议,其核心问题是对执行启动要件审查的具体内容和担当机关该如何确定。对执行依据启动要件审查模式的选择影响着主文不明确的执行依据能否进入执行程序,也影响着其进入执行程序后处理机制的选择。

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据执行立法体制的不同可分两种审查模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付与执行文模式”,即将作为债权名义的法律文书同作为执行力证明文件的执行文共同作为执行名义,不需要执行法官和执行员进行实质审查;[13]    另一种是以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采用“准予执行模式”,即“执行名义”只是对请求权存在的法定证明,对于执行力的主观和客观范围、所附条件、期限等是否成就,则需由执行机关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范围内执行。[14]前者执行机关的审查负担较轻,后者审查负担更重。

笔者认为“准予执行模式”更适应我国现状。其一,执行文制度虽减少了执行机关的审查和解释负担,能更加彻底地实现审执分离,但其在我国本土建构经济成本过高,且容易产生付与机关与执行部门配合不好的问题,短期内不宜构建。其二,不宜直接移植准予执行模式。一是要考虑我国实行立案登记制的背景和立案部门客观能力等实际情况,二是要考虑立案阶段审查和执行阶段审查的具体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着我国不宜将审查权限完全交予执行阶段。同时,还应当明确的是,生效裁判文书主文不明确的情形容易进入执行程序,并非主要因为立案阶段仅进行形式审查而导致,不能据此否定立案阶段审查的必要性。

(二)解释模式争议: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界限厘定

主文不明确的生效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处理机制如何选择?应由执行部门解释,还是由原审判部门进行解释,在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两种模式选择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是否违反“审执分离”之原则,故需重点厘清审判权和执行权之界限这一前提。

一种观点认为,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界限厘定应考虑“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是实体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实体问题应由审判法官审理裁判,程序问题由执行法官依照执行法律规定裁决”,对于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表述不清的情形,应当属于实体性问题,由审判法官裁判,执行人员无权裁判。[15]“执行机关的解释是对执行权的扩张和滥用”。[16]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解释权实为执行权的一部分”、“执行解释权与执行命令权和执行裁判权相对应”,[17]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进行解释,实际上是行使执行命令权的表现。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界限不应只简单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是否为实体争议进行判断。根据民事执行权二分论,其可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18] 执行裁决权使得执行部门可对执行程序中的实体或程序事项作出裁断或决定,比如我国法律规定了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等,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执行部门部分实体裁判权,这也为执行解释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不论是执行解释还是审判解释,两种解释模式并非“非你即我”,而是可以在“审执分离”的背景下并行存在的,关键是需要设置合理、具体的运作程序和衔接程序,使执行权和审判权在各自界限内充分发挥价值。

(三)解释方式争议:主文遗漏之补充判决方式的类比应用

对于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情形,若由原审判部门进行解释,则作出解释的方式应当是什么?换言之,对于判决出现瑕疵之后的救济方式是什么?实务中对此存在多种争议。

通过考察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总体可概括出判决瑕疵补正的三种情形:一是判决存在误写、误算或表述错误等,可采用判决更正;二是对诉讼请求或费用有遗漏,可采用补充判决;三是对事实部分存在错误、脱落或矛盾之处时,可采用事实更正。[19]

笔者认为,审判部门解释方式可采上述第二种,即补充判决方式。其一,裁判主文不明的情形与裁判主文遗漏的情形较为类似,均为部分实体争议事项在主文中尚处于未知状态,因此可类比适用处理裁判主文遗漏的方式。其二,虽然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裁判遗漏的救济程序为再审,但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选择再审程序有严重降低诉讼效率之嫌,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的补充判决方式更为适合。裁判主文遗漏部分属于当事人诉请的一部分,应当由原审判组织对遗漏部分继续进行裁判。

三、 法理并蓄: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分层救济的正当性基础

通过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三点理论分歧梳理辨析,本文在遵循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坚持尽量不引入新制度、保障当事人权利和提高执行效率的原则,提出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问题采用分层救济机制。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类型不同、程度不同,所应当配置的救济程序也不应相同。分层救济机制中第一层次对执行立案审查模式进行确定,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对执行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构造和衔接作出指引,第四层次类似兜底性质,涉及诉讼机制的启动。此种救济机制明确了前述审查模式、解释模式和解释方式,一来能够契合现行法律规定之精神,二来能够权衡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之价值,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

(一)合法性:契合现行法律规定精神的有益探索

首先,明确审查模式是对执行启动要件的双重审查规定的具体完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执行启动要件需由立案部门进行审查,执行实施阶段执行部门也应当对执行依据的瑕疵进行审查,此种立案和执行阶段的双重审查模式内容不明、界限不清。分层救济模式在立案登记制下,进一步细分了立案和执行阶段的审查关系,将形式化需确认的内容归于立案部门审查,实质化需解释的内容归于执行部门审查,[20]从而更好地发挥双重审查模式之程序分担效果。

其次,明确解释模式是对审执分离背景下审执权限的明确和变通。如前所述,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界限不能简单依是否为实体争议进行判断。分层救济模式对执行解释的限度、方法和审判解释的限度、方式方法做出具体明确,本意就是在审执分离的背景下,应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问题,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审判权和执行权的配合和衔接,同时又防止执行权的滥用和扩张造成审执不分。

最后,明确补充判决的解释方式是对部分判决规定的法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了部分判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这是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相对独立的情形采取的一种诉讼措施,此时补充判决的性质本身仍属于部分判决,故而法律规定为补充判决制度提供了立法根据。

(二)合理性:权衡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价值考量

执行依据主文不明导致生效法律文书缺乏可执行性,实务中通过驳回申请或不予受理等方式将债权人堵在“门外”,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和债权不能及时实现的损失,变相地牺牲当事人的权利来为审判部门的裁判瑕疵行为买单。

无救济即无权利,无效率即无正义。民事执行程序的设计需要同时兼顾程序公正和经济效率的原则。分层救济机制通过明确执行部门有限的解释方法和途径,根据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程度进行类型化细分——浅层问题直接交由执行部门,在一定限度内经过解释便可直接强制执行,深层问题则直接交由裁判部门,在一定限度内以补充判决的方式予以解决,若超出了裁判部门的解释限度,则直接通过诉讼程序进行救济。通过此种层层递进的方式,一来当事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明确自己的权利救济途径,增加权利变现的可预期性和高效性,二来也能够增强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弥补因裁判瑕疵而造成的司法公信力损失,符合程序公正。

四、路径设计:执行依据主文不明分层救济机制的运作程序

(一)第一层次:立案阶段的审查

其一,审查的方式和范围。如前所述,立案阶段对执行启动要件只进行形式审查,审查范围包括申请执行主体和执行依据中权利义务主体的一致性、申请给付内容的一致性以及诉讼能力、法律文书生效、管辖权等程序性要件。

其二,审查的结果。立案庭审查之后,若发现材料未尽事项是可以补正的,根据《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可要求当事人进行“补正”,立案庭将补正材料一并移交执行部门。若发现材料中未尽事项存在解释和审查之可能,应当予以登记立案,由执行部门作出下一步审查。若发现不符合执行启动条件的,应当裁定或决定不予受理、不予登记。

(二)第二层次:执行部门的解释

1.执行机关的解释权

其一,执行解释的主体及客体。由执行实施法官进行解释。主要针对的情形包括两种:一是执行依据主文文字有歧义;二是主文中的权利义务主、客体不明确。如前文所述,其包括被执行人身份无法确定的,给付内容不确定、不具体,履行标准、范围和方式等不明确,继续履行合同中履行内容不确定等。

其二,执行解释的方法及所使用材料。执行机关应综合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且应注重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因法律解释不得超越语言射程范围,故文义解释处于第一顺位,针对主文文字有歧义的情形,执行法官根据语法构成规则、专业特定概念(法律用语和技术概念等)、词汇的表达习惯等方式,对具体字、词、句的含义作出解释。体系解释处于第二顺位,由执行法官参照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来印证和补充主文内容。目的解释处于第三顺位,由执行法官调阅执行依据作出时的基础材料进行解释,比如开庭笔录、勘验笔录、鉴定意见、合同文件等,通过调阅卷宗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厘定审判法官认定之倾向。此外,执行法官在运用上述解释方法时,可参酌反面解释、当然解释和历史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明确其具体内涵。[21]

其三,执行解释的启动程序。执行依据的解释需由执行机关依职权启动。在我国现有执行程序启动模式下,执行依据明确与否本身属于执行法官依职权审查的范围,且执行内容是否明确的审查不同于执行当事人实体债权存在与否的审查,故而在执行程序效率优先的要求下,由执行法官依职权启动解释较为妥当。

其四,执行解释的结果及与审判解释的衔接。执行解释共可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主文解释明确且当事人认可,此种情形应由执行实施法官制作解释笔录进行确定,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原生效判决书及解释笔录共同作为执行依据;二是主文无法解释明确。此项下又包括两种情形:(1)执行法官在解释权限内,通过前述解释方法无法解释清楚(或称为执行解释不能),由执行法官提请审判部门依职权进行解释;(2)当事人对执行解释的结果不服,当事人可提起执行异议,由执行法官提请执行庭合议,并以合议庭名义作出判项明确之说明,若当事人仍有异议,则执行法官应驳回执行申请并赋予当事人启动审判解释的选择权。如当事人选择启动审判解释,应在收到驳回裁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审判解释申请。不管是执行法官依职权提请审判解释,亦或当事人申请审判解释,执行部门都应出具一份“待明确事项确认书”,确认书中包括执行解释不能的待确认事项或当事人对合议庭的确认有异议的事项,该材料一并提交至原审判部门。

2.执行机关对条件成就与否不明的审查权

其一,主体及客体。执行机关对条件成就与否不明的审查权是在执行法官的主导下进行,所适用的情形是执行依据主文条件成就与否不明确时,由申请执行的债权人提交证明材料,经执行机关进行审查,将审查结果作为补充材料确定执行依据内容,从而进行强制执行。

其二,债权人的证明方法和材料。债权人若想证明所附条件已成就,期限已届至,则需提供公证文书或者公文书作为书证,此书证可包括公证书、另案判决书、司法机关的笔录、银行的打款凭证、证明条件成就的报纸、债务人亲自签名的收条等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材料。[22]

其三,执行审查的结果。执行审查的结果存在三种:一是经债权人证明和补充后主文明确,发现执行条件已成就,则立即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不服可提执行异议;二是经证明和补充后主文明确,发现执行条件尚未成就,则依法驳回执行申请。三是执行依据经补充仍然无法认定条件是否成就的,应直接进入第四层次,驳回申请,当事人可通过诉讼机制进行救济。

(三)第三层次:原审判部门的补充判决

其一,审判解释的启动。审判部门的解释启动采用依职权启动或当事人申请启动均可。若当事人申请启动,则审判部门应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启动的答复,如启动,则审判部门应及时向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告知程序启动原因、审判组织及需解释的事项等内容以保障当事人权利。若审判部门认为不明确事项无法解释或不宜解释,则应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驳回申请的裁定,并告知当事人可提再审或另行诉讼。

其二,审判解释的主体及客体。原则上应有原裁判法官进行解释,若裁判主审法官、参与审判的其他法官均已调离或离职,则由作出原判决书的部门负责人指定本部门其他法官进行解释。审判解释适用的情形包括前述执行法官解释不能的情形和当事人对合议庭的确认事项有异议的情形。

其三,审判解释的方式。审判部门应当通过补充判决的方式进行解释。[23]其目的一是在于补充判决的方式可以针对当事人的实体性事项进行判断,二是在于当事人如果对补充判决里的内容不服,还可以通过上诉或再审的方式进行补救,这是其理所应当的救济途径,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又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

其四,审判解释的限度。受生效裁判既判力的约束,审判部门仅能对言辞辩论终结前存在的事实争议进行解释,而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事实争议,比如执行条件成就与否的确认,则不能进行解释。

其五,审判解释的结果。对于当事人认可审判部门补充判决内容的,执行部门应将补充判决同原生效判决书一同作为执行依据继续强制执行。若当事人不服补充判决之结果,则根据原生效判决所处的层级和阶段,赋予其上诉或申请再审的权利,且上诉和申请再审的期间同样参照普通判决计算。若审判部门发现存在争议事项是言辞辩论终结后的事由,原审遗漏诉讼请求、诉讼请求本身不明确等情形,不适宜通过审判解释解决的,应出具书面裁定书,说明不进行解释的理由,并告知当事人可通过另行诉讼或再审的方式进行权利救济。

(四)第四层次:诉讼程序的启动

当主文不明确的情形通过发挥执行部门和原审判部门的能动性均无法确定时,或不属于执行和审判解释的权限范围时,则用通过诉讼5的程序予以解决。其中包括另行诉讼和申请再审,该诉讼层次应属不明确问题应对的兜底机制。

另行诉讼主要是针对执行依据主文条件成就与否不明确,且在执行补充阶段执行部门无法进行确定的情形。由于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所附期限是否届至、债权人的对待给付是否已履行、备位债权条件是否已具备等取决于言辞辩论终结后产生的事由,属于新的实体争议,故而在执行补充无法确定的情形下,应当通过另行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

对于一些特殊情形,笔者认为不宜通过执行解释和审判解释进行明确,比如原裁判机构滥列或错列权利义务主体、执行标的本身不具有可执行性、执行有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等,此类情形下实属原裁判机构认定事实错误,未结合客观实际作出切实裁判,应当通过再审的程序予以纠正,而非通过补充判决的形式由原审判机关自己推翻自己。

结语

健全源头治理机制、强化生效裁判文书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是建立切实解决执行难长效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本文重点设计了应对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确的具体路径,除此之外,还应重点考虑源头治理方案,从“人”和“制度”两方面着手,建立立审执联动配合机制,加强审执部门双方信息共享,强化审执法官的衔接意识和责任意识。本文写作的初衷在于为执行机关在执行依据不明确的情形下提供出路,最终的落脚点是为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提供一条配置合理、高效的救济途径,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尊严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期望能为即将出台的《强制执行法》贡献思路,推动切实解决执行难的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相关注释

向上滑动阅览

[1]本文主要以执行依据中最常见、最典型的民事判决书为研究对象。

[2]笔者认为,执行依据主文不明应当包含执行依据内容本身不明和执行依据内容所附条件成就情况、所附期限届至情况不明两种情形,因为条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届至不清楚的情况下,执行依据欠缺执行力,不能启动执行。

[3]江必新主编:《执行规范理解与适用——最新民事诉讼法与民诉法解释保全、执行条文关联解读》,中国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4]最近一次检索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

[5]本文通过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200份生效法律文书作为研究对象,因样本所涉年份、法院级别和地域均不特定,因此基本实现了统计样本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6]此处“条件”笔者概括为广义条件,与民法中“附条件”概念不同,尚包括民法中附期限、附对待给付。

[7]邱星美等:《执行依据主文不明的识别与救济配套机制》,载《人民法院报》2019年7月25日第5版。

[8]最高人民法院(2004)执他字第19号复函,载江必新主编:《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规范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页。

[9]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申字第52号执行裁定书。

[10]详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2执异22号执行裁定书。

[11]详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3执复90号执行裁定书。

[12]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37页。

[13]《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24条规定:“强制执行,依据已被授予执行文的判决之正本(具有执行力的正本)而实施。”《日本民事执行法》第25条规定:“强制执行,依据已被授予执行文的执行名义之正本而实施。”

[14]马家曦:《执行内容确定之程序展开——以“执行依据“不明的解释及应对为中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15]杨荣鑫、邱星美:《执行权与审判权的界限》,载刘贵祥、宋朝武主编:《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制度创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24 页。

[16]范加庆:《执行部门不能对执行依据进行解释》,载《人民司法》2016年第32期。

[17]雷运龙:《执行解释初论》,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

[18]童兆洪:《民事执行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0页。

[19]杨春华:《论判决执行依据瑕疵的处理》,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2期。

[20]马家曦:《立案登记制下执行要件之分担审查论》,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月第25卷第3期。

[21]雷运龙:《执行解释初论》,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

[22]马家曦:《执行内容确定之程序展开——以“执行依据“不明的解释及应对为中心》,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23]杨荣馨、邱星美:《执行权与审判权的界限》,载《“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制度创新”——“中国执行论坛”优秀论文集》2017年出版,第19页。

作者:天津二中院  雷天歌

     北京大兴法院  倘钰莹



 
责任编辑:天津二中院